“鍛煉體魄，好打日本”

1942年9月9日，在慶祝陝甘寧邊區首屆體育節時，毛澤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的題詞，這既體現出中共領導人對人民體質的高度重視，也蘊含著對體育與民族救亡關系的深刻思考。當時，敵后抗日根據地正面臨嚴峻考驗，日軍持續發動大規模“掃蕩”“清鄉”，國民黨頑固派頻繁制造“反共摩擦”，導致根據地范圍收縮、人口銳減、財政極端困難。在此形勢下，“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的號召，極大地鼓舞了民心、提振了士氣，對全民族以強健體魄、必勝信念奪取抗戰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努力學習軍事體育來武裝我們的手足”

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清醒認識到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且全面的民族解放戰爭，其勝負不僅取決於軍事武器的優劣，更與全體軍民的身體素質、精神品質密切相關。朱德分析指出：“從華北我們軍民與敵人的作戰中，使我深深感覺我們在體力上是遜於日本很多的。”他強調：“隻有變文弱為雄武，軍強文壯，才好打仗辦事，力任艱巨。”

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率先成立了體育運動委員會，統一領導邊區體育事業。七七事變后不到一個月，黨中央又在延安舉辦了陝甘寧邊區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廣泛動員民眾參與抗日救亡運動。毛澤東在閉幕式上明確提出：“要努力學習軍事體育來武裝我們的手足，學習政治來武裝我們的頭腦。”這一時期，黨的體育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即一切服務於抗戰需要。根據黨中央部署，陝甘寧邊區的行政部門，包括邊區政府的部、委、廳、局以及黨中央在邊區的相關機構，均設有負責體育工作的組織或人員。

為推動體育事業發展，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以身作則，積極參與體育活動。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醫生馬海德打乒乓球的場景被鏡頭記錄，成為倡導體育活動的生動體現。在抗戰期間的延安，毛澤東除日常散步外，參與最頻繁的體育活動就是打乒乓球。任弼時是籃球場上的常客，以打中鋒出名。剛開始時，戰士們與任弼時打球有些拘束，他鼓勵大家球場無官兵，放開手腳打，不要客氣。從此，戰士們的拘束現象慢慢消失了。領導人的體育實踐為各部隊和根據地廣泛開展體育運動樹立了榜樣。

1940年7月，八路軍120師頒布《體育訓令》，規定“在師司令部教育科設體育股﹔各縱隊、旅、團司令部增設專職體育參謀﹔營、連教育干事和文化教員要兼管體育工作”。同年冬季，八路軍129師利用百團大戰勝利后的休整期，全面開展以提升戰斗素質為目標的練兵運動，並將體育運動列為重要訓練內容。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其日常體育訓練涵蓋每日徒手體操、刺槍與器械訓練（如雙杠、平台、爬繩等）、跳高、跳遠、超越障礙及投擲類項目，並廣泛開展籃球、足球、排球等球類活動﹔皖南事變后，代理軍長陳毅在軍部設立戰地服務團，內設文化、體育等小組，負責部隊文體活動的開展工作。

為響應黨中央號召，各根據地積極發展群眾體育。延安的許多學校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中央黨校、魯迅藝術學院等普遍設立俱樂部，負責組織本單位體育活動。1941年6月，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華中局宣傳、文化教育工作會上，對建立體育組織機構也有明確規定：組建俱樂部、體育會，負責鹽阜區群眾性體育活動開展。此外，陝甘寧邊區還逐步建立起包括蘇區體育運動委員會、延安體育運動委員會等在內的專門體育機構，負責統籌體育工作﹔婦女聯合會、總工會等群眾團體亦設立體育部門，協同推動體育活動開展。

“體育運動軍事化”

1943年10月，《解放日報》發表《開展部隊中的軍事體育運動》一文，詳細闡述了軍事體育與戰斗力提升之間的內在聯系。文章指出：“開展軍事體育運動，是目前我們訓練部隊中迫切重要工作之一。的確，假如我們的軍事體育，進行更好的話那我們的技術和戰斗力，無疑的會比今天更加提高一步，完成戰斗任務會迅速些，不必要的損失和可能避免的損害更會減少些，這在許多戰斗中及許多同志間，已得到不少的經驗教訓。”有鑒於此，各部隊先后開展了大量針對性訓練。

1937年冬，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在雪地遭遇戰中因缺乏機動能力遭受較大傷亡。為應對日軍滑雪部隊，抗聯戰士們就地取材，以水曲柳木板制成滑雪板，用繩索將其固定於鞋底，並將小樹修剪后用作雪杖。在第七軍軍長李學福的親自指揮下，最終組建起一支具備快速機動能力的滑雪部隊。該部隊能在一夜間急滑山路200余裡，屢次對日軍發動突襲、散發傳單，使日偽軍隊終日惶恐不安。

在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提出“體育運動軍事化”的方針，該師重點發展投彈、射擊、刺殺、超越障礙和器械體操等“練兵五大技術”，並將其列為運動會比賽項目。此外，籃球等球類運動以及田徑、體操、舉石擔石鎖等體育項目也普遍開展。在新四軍，體育訓練不僅包括刺殺、投彈、射擊等常規軍事技能，還注重與地域實際相結合。針對江南水網密布的地形特點，陳毅號召“人人學會游泳”，並身體力行親自組織部隊開展水上訓練，“這不僅可以鍛煉身體，而且也是克敵制勝的武器之一”。

為克服物資短缺的困難，各部隊根據條件靈活開展體育活動。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在門前的荒草地上自力更生，修建了一個籃球場。籃球架是他們動手做的，買了一副籃筐安上，就成了大家心愛的籃球場。乒乓球台也是同志們自己動手做的。用兩塊木板做案台，再做一副架子，刷上綠色油漆，既美觀大方，又結實耐用。駐守在南泥灣的八路軍359旅一面參加生產勞動，一面開展軍事體育訓練，部隊在農閑時節開展大規模的練兵運動。此外，各部隊還利用“三八”“五四”“七一”等重要紀念日組織體育競賽，檢驗訓練效果。

“鼓舞戰士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抗戰時期，體育運動培育了廣大軍民堅定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賀龍曾以籃球運動為例指出：“打球不僅僅是為了鍛煉身體，而且可以通過打球活動促進軍民團結，增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戰士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1939年4月，在與日軍交戰前夕，部分戰士因缺乏實戰經驗而產生緊張情緒。為此，賀龍親赴120師師部籃球隊駐地，在距離戰場僅1.5公裡的地方，鼓勵大家進行一場籃球賽。盡管周邊戰火紛飛，遠處時有炮彈爆炸，球員們仍在高度緊張的氛圍中投入比賽，不僅有效緩解了臨戰前的焦慮，也增強了戰斗信心。黃昏時分，八路軍發起了猛烈反擊，激戰三晝夜，打敗了敵人。

1942年9月在延安舉辦的“九一”擴大運動會，是抗戰時期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綜合性體育盛會。其會歌激昂唱道：“民族的健兒，革命的勇士，來，咱們一顯好身手。叫國際強盜血腥的法西斯，在我們面前發抖！”生動體現了體育競技與抗日動員緊密結合的時代精神。盡管當時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絲毫沒有影響人們的參賽熱情，運動員包括工人、農民、軍人、學生、商人及國際友人，參賽運動員達1388人。比賽項目既包括田徑、球類等常規體育項目，也設有武裝爬山、障礙爬越、射擊、投彈等貼近實戰的軍事項目。這場運動會為參與者提供了短暫而集中的精神激勵與情感共鳴，展現出廣大軍民在極端環境中依舊保持的組織活力、樂觀態度與團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