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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马毅杰
河，就是村前的那条老河。村，就是靠山的那个老村。
三十多年前那个黄河流凌的季节，母亲没有赶上坐花轿的年代，她是穿着大红棉袄，围着红围巾，骑着灰毛驴一摇一晃，红鼻子红眼嫁到这个村里来的，从此人们就喊她是婆姨人了，或是喊她福林家的。这是母亲一生重大的转折。乡亲们至今依然记得当年母亲嫁到这个村里时的情景，都说，红火！红火！说母亲从东山上走过，红得就像刚露脸的日头，把大山都给映红了，那年还真有好兆头，村里几十户人家几年都没给村里添一个男丁了，母亲来了，不负众望，到了来年的冬里就给辛勤耕种的男人以丰厚的回报，她头身子就生了个长把儿的胖小子。大喜呀大喜！这是全村人的大喜，都说这个村从此要走好运了。谁不晓得黄河人“惜”儿子的那般劲头。你更应该想得到母亲在梦里都会偷着笑的喜悦，和挺直了腰板扬眉吐气过日子时使不完的心气儿。
东山上的日头准时出，按时落。村前的老河在日夜不停歇地流淌，就在日头和老河周而复始的运转中，那个光着屁股，裹着红肚兜在土炕上爬来爬去的小子，就那样一天天长高了，长大了，长出息了。长大出息了！
福林和他婆姨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这样的话，“老马，你说咱纵是盖上十八层厚棉被，能梦见咱这黄河岸畔的小村里长大的儿子会有出国的那一天哩？”可事实是他们的儿子真就出国了。去的是澳大利亚，那遥远得让他两口子想都不敢想，儿子从小就不大爱吭气，平常更不爱和村里的孩子玩，一有空就钻到草垛子里看他的书，摆弄他的作业去了，像着了魔一样，但凡代过他的老师，都说这小子是块念书的料。村里念了完，就到乡校里念，一次全县要搞“尖子生”竞赛，乡里把儿子报上了，要进城去，母亲把家里不多的好面（白面）全打着了，给他准备了几天的干粮。考下来，儿子成了尖子中的尖子，城里的中学校长说了，只要这孩子到他们学校念高中，一分钱的学费都不收，还要给助学金哩。
几年后高考，这小子作为应届生居然一炮打响，考到了北京，不仅轰动了黄河岸畔的十里八村，就是我们这个县城也被震得地动山摇的，拿校长的话讲，福林的儿子给咱放“卫星”了。
儿子在大学里还是和在村里草垛上念书一样有心气。几年后，他回来一趟，给母亲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他要出国留学去了。这个消息一传开，我们这个县城都快要炸了锅啦，都说这不就是文曲星下凡到他家了！人们羡慕死了，嫉妒死了，唯独父亲和母亲心里疙疙噔噔还分不出个轻重来，父亲问：“这留一回学要花多少钱？”儿子说：“我这是公派留学，甚都有公家管着。”父亲自言自语说：“我儿可又给公家加负担了。“母亲问：“孩儿，去得那个地方倒究远不远？”儿子说：“有点远。”母亲问：“有咱村到北京这么几个远？”儿子没法回答了。他怕说出来，吓着了母亲。母亲又问，“那多少时候才能回来一趟？“儿子更没法儿回答母亲，儿子懂得，说短了，他怕到时候母亲失望；说长了，他怕母亲会更失望。他只能说，到时候我就回来了。
母亲记住了儿子的这句话，自从儿子走后，她就天天盼着这个“到时候”，春天她会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拿白面给儿子捏一长串各式姿态的燕子，挂在窑顶上；秋天，她会把刚打下的的红枣挑拣最好的穿成串儿依次挂在窑顶上；每遇逢年过节有甚稀罕的食物，她都会给儿子留上一份。那次，我下乡到她家吃派饭，亲眼看到她家瓦瓮里那干得都快要像石头一样的棕子、月饼和窑顶上挂着的一串串面捏的燕儿和缩了水分已经皱皱巴巴的红枣，红红绿绿的都快赶上一个小型的博览会了。福林婆姨说，本来她是想给儿子把这些东西邮寄去的，让儿子尝尝鲜儿，让儿子不要操心家里。儿子在北京读书时，她也寄过这些，可要往澳大利亚寄，乡邮员说了，那贵得吓死人。于是，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攒着，她时刻记着儿子说的“到时候“，她说了，她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积攒到儿子回来的时候。
那年，丈夫福林得了个吃东西咽不下去的病，都快不行了，妻子急得想让儿子回来，哪怕让丈夫看儿子最后一眼，可丈夫不让，说，儿子是公家派出去的，一年要花公家那么多钱，他的病就不要告诉儿子了，最后又强调，就是他死了，也不要告诉儿子。一个月后，福林去了，妻子没敢违背丈夫的叮嘱。
那是第三个年头上，儿子回来了，儿子这次回来有他的心事，他已经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薪水很高，到底有多高？儿子说，一天就可以拿到村里人苦熬苦受半年都挣不到的钱，还有就是他可以不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改变自己的国籍，拿上洋人的“户口簿”。他这次回来就是想把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领出去开开眼，让她老人家坐坐飞机，尝尝异国它乡的饭菜，看看地球那边的风景，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尽尽儿子的孝心。他知道母亲出的最远的门就是到过县城，赶过庙会，这次带母亲出去，他还有另外的目的，�